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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參與始於溝通與互信

然而,這樣的互動交流真的那麼順暢和美好嗎?事實上,在幾年前這樣的交流實在不多。即使有,也是“各說各話”。


尤記起2015年1月與廣州市水務局的關於廣州市飲用水源地調整的座談會。那次座談會源起廣州市要調整飲用水源地,其中流溪河下遊水源地功能將被取消,包括新生活環保在內的不少環保公益組織都表示反對。

因此在這方面,這個行業整體的狀態就是任重而道遠,所以將這個行業歸屬於朝陽產業也並不為過,做得好,是對社會的貢獻,同時企業本身也會具有一定的獲益。當然除此之外,像塑膠回收等相關的行業也是需要受到關注的

 

 

座談會上,當時還在籌建注冊中的流溪生態保護中心主任張立凡說:“流溪河下遊水質不好,取水口取消我們都贊成,但可不可以把‘釘子’(水源保護區)先‘釘’在那裏,當作一道保護環境的門檻?”市水務局的回複說:“這就不在水務部門職權之內了,那是環保部門需要根據技術標准確定的。”


新生活環保的時任會長高毅堅則表示:“既然環保部門很可能摘掉‘水源保護區’的帽子,水務局就不要調整規劃了行不行?反正實際上已經基本不在流溪河下遊取水了,規劃文件‘忽略’這個問題行不行?不然環保局也會說,他們調整保護區的根據是在你們這裏。”當時,市水務局的回應是:(流溪河下遊)水質不再適合作飲用水源,調整規劃是他們職責所在,另外,不調的話供水工程北部水廠也無法落地。


南方都市報2在會後的報道中提到這是一場“錯位”的座談會:一方擔憂的是這一調整的“後果”,一方只對“原因”負責,最終也未達成共識。


我參與了這次座談會,在我的印象裏,雙方都只守著自己的觀點,卻少了相互的理解。當然,在當時也缺乏理解的條件——信息對稱。在信息不對稱的條件下,“錯位”是必然的。座談會的那天晚上,我在朋友圈寫道:“流域的環境生態保護是一個有機整體,不能因職能部門的不同分工而割裂。”當然,這是很豐滿的理想。骨感的現實是:汙水處理廠的環評3並沒有征詢下遊1公裏的自來水廠的意見;水庫的管理部門不知道環保部門對水庫進行過水質監測。

因此在這方面,這個行業整體的狀態就是任重而道遠,所以將這個行業歸屬於朝陽產業也並不為過,做得好,是對社會的貢獻,同時企業本身也會具有一定的獲益。當然除此之外,像環保回收等相關的行業也是需要受到關注的



當初的我,確實是有點悲觀的,以為溝通真的很難進行了。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我慢慢感覺到變化。2016年3月,廣州市水務局提出了“開門治水”的理念,接納各方的意見。在一次座談會上,我們與市水務局交流一些項目合作可能性。期間,一位工作人員說:“你們社會組織要清楚自己的角色和定位。”現在回想,那可不是客套之言。社會組織與政府在水環境治理的目標是一致,但角色與角度是不同的。但我覺得能在政府的座談會上,聽到這樣的觀點,真的很有意思。


後來,新生活環保與政府在水環境治理的交流溝通越來越多,形式也不再局限於座談會。共同巡河、邀請水務專家進學校講課等多元的互動方式讓雙方在水環境治理上有了更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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